因凡蒂诺现在太痴迷于搞政治，这让人感到羞耻

2025年9月，克罗地亚足坛名宿博班回到萨格勒布迪纳摩，担任俱乐部主席一职。他接受了《卫报》的独家访问，聊到了自己与欧足联的过往以及对国际足联现任主席因凡蒂诺的评价。

午后的薄雾笼罩着马克西米尔球场，令这座建筑陡峭而富有戏剧感的轮廓显得更加庄严。在街对面的一栋楼内，博班正缓缓讲述他重返此地的原因。他与记者们坐在房间一角，品尝着墨鱼汁烩饭——这里现在是萨格勒布迪纳摩的食堂。房间另一头，正是这位来自达尔马提亚的年轻人当年休息的场所，他曾在此俱乐部的青训体系中逐步成长。“从情感上讲，这是我生命中最深刻的一页，”博班望着周围熟悉的场景，回忆道，“如果不回到这里，我还能去哪里呢？”

他的足迹早已遍及足球世界的各个角落。在管理岗位上的每一段经历虽然短暂，却都熠熠生辉。如果不是过去十年他在国际足联与欧足联担任重要职位时的积极发声，足球这项运动的面貌或许会大不相同。自从两年前高调辞去欧足联职务以来，外界常认为这位有主见、讲原则的人物仍有更大舞台等待着他。但实际上，他的世界以某种奇特的方式既收缩又扩展：在苏黎世与尼翁那些职位所赋予的政策制定权和影响力已经消失，但没有任何职务能像迪纳摩主席这样，让他持续处于公众目光的焦点之下，面对接连不断的关注与质疑。

当天的报纸就是明证：前一晚，球队在欧联杯中1-3输给皇家贝蒂斯后，尖锐的批评如潮水般涌来。“人们都说耶稣是好人，”他平静地说，“比我们任何人都要好，这很明显，不是吗？可他们依然把他钉上了十字架，我们又凭什么能逃避日常生活里的‘十字架’呢？”

这句话颇具博班的特色。半年前，他强势回归，最初担任俱乐部的首席执行官，九月又通过萨格勒布迪纳摩首次完全民主的选举当选俱乐部主席。他决心重塑这支母队——他19岁就曾担任队长，并在34年前离开这里前往米兰效力。他的目标，是让这家仍笼罩在前首席执行官兹德拉夫科-马米奇丑闻阴影中的俱乐部重新焕发活力。而这份挑战，他分文不取。

“我一生都在说，我爱迪纳摩，爱这里的人，爱这座城市，爱我的祖国，”他的语气十分坚定，“那么当他们向我发出邀请时，我怎么能说‘不，我已经57岁了，只想坐在岛上晒太阳、看海钓鱼’呢？如果我拒绝，那就是背叛我一辈子所坚持的信念。”

在马克西米尔球场附近的三个小时里，博班描绘了自己的愿景，也坦然谈及那些需要厘清的难题。最引人关注的是2024年1月他与欧足联的分道扬镳——当时他已担任欧足联足球主管近三年。博班认为，欧足联主席切费林提出并推动通过的章程修正案非常不妥，该修正案允许切费林竞选第四届主席任期。当时他公开批评切费林的“个人野心”。作为回应，切费林在《卫报》的采访中直言博班“不值得我评论”。

球员时代的博班随AC米兰赢得四次意甲冠军和1994年的欧冠冠军，退役后进入政治体系，始终以退役球员的身份发出有力却时常遭遇挫折的声音。回顾这段经历，他是否有遗憾？

“我只遗憾我和亚历山大（切费林）的私人关系走到了这一步，很抱歉事情会这样发展。”自那以后，两人再无联系。“那几年我们关系很好，与他的家人也相处愉快。但我做了我必须做的事，也明确表达了我的立场。他选择了他自己的路，就这样吧，我祝愿他一切顺利。”

“但我一点也不后悔。这件事我反复思考了整整两个月，没有像孩子一样冲动行事，也没有像被宠坏的小孩那样任性。我仔细斟酌，给了自己时间思考，也给了别人消化的空间。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决定和后果负责。我是如此，其他人也一样。”他坦言，如果不是那次裂痕，自己可能仍在欧足联工作。但压抑内心的不满对他而言是不真实的。就像2020年3月，他在米兰担任首席足球官仅九个月时，因在采访中批评俱乐部的所有权结构而最终被迫离职一样。

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如果他仍在国际足联任职，会如何应对当前的局面？2016年至2019年期间，他曾担任国际足联副秘书长，之后才加入AC米兰。博班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共同推动了国际足联的改革，他说在自己任职期间，这个曾经“惊慌失措、迷失方向的组织”逐渐重回正轨。他坚定地捍卫两人当年的改革成果，并详细阐述了对视频助理裁判（VAR）项目的支持——他本人正是该项目的核心推动者之一。

博班认为，许多分析忽略了VAR在遏制比赛操纵、维护公平方面的作用。“如今足球的诚信度和透明度已经完全不同，”他说道，随后列举了一系列数据，将VAR干预导致的时间损耗与每场比赛平均七分半钟的界外球耗时进行了对比。

当然，如果因凡蒂诺在他任职期间做出任何违背国际足联宗旨的行为，他一定会辞职。谈到因凡蒂诺用“和平奖”为特朗普授勋，并借此“占用”2026年世界杯抽签仪式的举动，博班直言不讳。“既不尊重，也不负责任，”他这样评价前上司的行为，“我根本看不下去了。我很惊讶他会产生这样的念头，太过政治化，沉迷于扮演政治人物和所有这类事情。”

“起初并不是这样。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围绕着足球和球员展开。我们本要让国际足联回归这个方向，当时也确实在朝这个目标努力。但后来，一切都偏离了。詹尼曾经很有责任感，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现在的所作所为对他本人和国际足联造成的影响。他本想做到最好，结果却事与愿违。国际足联不应该成为一个政治组织，但他正把它往这个方向推，这是可悲的。”

“但这并不能否定他之前做过的所有好事，这并不是因为我和他共事过。但另一方面，这也恰恰表明方向已经迷失。至少，这件‘荒谬的事情’把所有问题都暴露了出来。我为此感到遗憾：为国际足联遗憾，为他遗憾，也为足球遗憾。”

回到博班的办公室，阿尔伯特-卡佩利亚斯走了进来，他在六月被任命为迪纳摩青训学院的负责人，此次是来做简短汇报的。卡佩利亚斯曾在巴塞罗那青训营和B队工作十余年。博班的计划，是将拉玛西亚的青训理念，与那些培养出无数克罗地亚球员的热血激情相结合。

“我们希望拥有欧洲顶级的足球学院之一，我相信几年内就能实现，”博班充满信心地说，“这样一来，所有人都会知道，从迪纳摩走出的球员，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球员。”

他认为，迪纳摩完全可以成为各大联赛年轻球员磨练实力的可靠平台。“20岁的塞尔希-多明格斯，即便不是世界最佳，也是最顶尖的年轻后卫之一。”他在季前赛时从巴塞罗那加盟。丹尼-奥尔莫也曾走过类似的成长道路。刚满17岁的前波尔图边锋卡多佐-瓦雷拉，预计很快就会从萨格勒布转会至巴萨。

博班的信念令人感动，但这样的思路，真的能让迪纳摩这样的俱乐部在精英球队差距日益拉大、渐行渐远的足球世界中站稳脚跟吗？“我相信只要给予时间，一定可以，”他说道，并以亚特兰大为例，称其为依靠明智决策而崛起的俱乐部典范。

他并未批评全新的欧洲赛事体系，认为欧足联的执行工作值得肯定。许多核心权力人士都承认，正是博班在与执委会的长期博弈中，将新欧冠的小组赛制从10场缩减至现在的8场。同样，在国际足联任职期间，博班是世俱杯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但他主张的是24支球队参赛、为期18天的赛事规模，采用三队小组制，淘汰赛若战平则直接进入点球大战。谈到当前的世俱杯赛事形式，他忍不住批评道：“32支球队、30天赛程，这简直是在‘摧残’球员。”

博班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热切地讨论这些话题，其中还包括他眼中的“另一个致命因素”——加时赛。这让人们不禁担心，这位能够影响足球走向的人物，是否过早地被权力中心遗忘。切费林很可能在2027年无人竞争的情况下连任欧足联主席，即便在如此高度受控的政治环境中，博班依然拥有不少支持者。难道他不会再次心动并尝试回归吗？“不，绝对不会。我很清楚。有很多人，非常多的人，经常给我打电话。但这里是我足球生涯的起点，也将是终点。而且是我最热爱、最敬重的地方。这份情感，我无法带到其他任何地方。所以，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还有什么比这更圆满的呢？”

此时，薄雾已经完全笼罩了马克西米尔球场。正是在这里，1990年5月，萨格勒布迪纳摩对阵贝尔格莱德红星的比赛爆发了暴力冲突，博班一脚踹向警察，就此成为民族英雄。与某些解读不同，这一事件并未直接引发血腥的南斯拉夫战争，但一夜之间，他成为了克罗地亚抵抗力量的精神象征。次年，克罗地亚宣布独立。

“那是一个集体的时刻，与我个人无关。那是克罗地亚年轻人的集体觉醒。我们从未感受过如此深重的不公，于是团结起来为克罗地亚的事业而抗争。我们是叛逆者，是抵抗者，但真正的英雄，是那些为我们的自由浴血奋战的人。他们比我伟大得多。那天，我为我们骄傲，为年轻人骄傲，为我们的抗争姿态骄傲。我们想要什么？自由。我们做了正确的事。这与民族主义无关，与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的仇恨无关，只关乎正义与自由。”

早在国际足联向他发出邀请之前，博班就已获得历史学学位，当过记者，还拓展了商业领域的事业。“或许是前南斯拉夫的动荡局势，促使我去钻研历史吧，”他说道。那么他从历史中学到了什么？“人性从未有过太大改变。变化的只是我们所处的环境、社会形态和物质条件。古希腊人与今天的我们，有着相同的困惑、相同的问题和相同的恐惧。”

没有什么能改变博班。“你可以读一百万本书，拿一百个文凭，但我的灵魂里，始终是个足球运动员，”他说。有时，他会穿上足球鞋，和卡佩利亚斯一起去学院的球场。膝盖里的软骨早已所剩无几，但他依然会和U14、U15的孩子们一起踢球，而尝试与U17的孩子同场竞技，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我现在的样子，大概没什么激励作用吧，”他笑着说，“我从不防守，总在场上扮演‘小丑’的角色。但从我四五岁起，我就坚信，如果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使命的话，那就是踢球。直到现在，我内心最纯粹的那部分，依然是那个热爱足球的孩子。”